9月，太行山巍峨雄壯，燕趙大地沃野千里，一個龐大的記者團縱穿河北腹地，從邢臺到雄安，又馬不停蹄奔赴承德山區的小法庭。

人民網、新華網、央視網、法治網……17家中央和省級媒體20多位記者，組團到河北一線法院，進行蹲點式、體驗式采訪。

在這一主題為“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宣傳活動中，“三源共治”成為各大媒體競相報道的關鍵詞。溯其根脈，是曾聞名全國的“廊坊經驗”。

上世紀50年代，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馬錫五到河北省廊坊市永清縣別古莊人民法庭蹲點調研，系統總結廊坊地區調解經驗，為“廊坊經驗”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隨著時代變遷，“廊坊經驗”發展為“從注重訴訟調解到訴內訴外并重雙循環”，6次在全國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獲最高人民法院推介，成為“楓橋經驗”河北法院實踐樣本。

70年來，“廊坊經驗”在時代變化中不斷豐富和發展，優化為訴源、案源、訪源“三源共治”，從源頭上減少訴的形成、案的衍生、訪的產生。

“變”與“不變”之中，蘊含著哪些內在原因，又給我們哪些深刻啟示？

司法定位之“不變”與“變”：從“法院主導”發展為“融入黨委領導的訴源治理大格局”

兩畝地、兩家人、近十年的積怨。

最近，曲周縣“兩畝地官司”在央視報道，司法介入黨委政府主導的多元解紛社會治理格局，其作用凸顯。

老徐家住曲周縣河南疃鎮第二疃，一夜間，他家齊膝高的二畝玉米突然被砍，砍莊稼的人還揚言索賠8萬元。70歲的老徐血壓升高，捂著心口跑到法院起訴。

單純從法律上講，這起土地承包經營權糾紛，確權清楚即可出判。然而，河南疃人民法庭庭長賈志冰卻并未簡單處理：為什么砍掉人家莊稼還要索賠？判決后的執行能兌現嗎？會不會引發更激化的事端？

抱著這一系列的問題，賈志冰主動對接了鎮上的“非訴爭議解決中心”。這個中心包含縣鄉村四個層級（村細分兩級，最末端的是以10戶為單位的“十戶長”），形成2000多個“綜治網格”，涵蓋司法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行業調解等非訴調解力量，遇到復雜糾紛，網格迅即整合、結組解紛，近兩年來訴前調解成功率由26.3%提升為63.6%。

問題很快查明。原來，糾紛雙方是叔侄，多年來家族矛盾錯綜復雜，集中反映到這個承包地糾紛。鎮、村綜治網格員負責摸清情況，講透“情理”，賈志冰捋清兩家爭執的“法理”，矛盾堅冰一點點融化，最后，找到糾紛關鍵點一舉突破，承包地歸屬劃定，叔侄多年的積怨解開。

二畝地的故事，正是當前河北各地法院推行“三源共治”的“一顆水滴”，充分體現出黨委主導下的訴源治理體系作用。

始終堅持黨對司法工作的絕對領導，是從“廊坊經驗”到“三源共治”“不變”的核心脈絡。

“變”的又是什么呢？

面對訴訟量增長，司法辦案一度強調充分發揮審判作用，忽視有效運用非訴解紛；強調法院工作專業權威，忽視聯系群眾雙向互動，司法辦案逐漸由主動出擊轉向被動防御。

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基層社會治理大背景發生新變化，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成為一項全社會的系統工程。在社會治理實踐中，“廊坊經驗”由初期的法院主導，轉化為現在的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由人民法院主推的司法調解“一元”模式，轉化為“多元共治”大格局。

訴源治理效果怎么樣，“萬人成訟率”是一項重要考核指標。在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積極推動下，省委政法委、省發改委等牽頭部門加大考核力度，壓實黨政主導下各方主體前端治理責任，將“萬人成訟率”指標納入平安建設、營商環境考核體系，成為基層黨委政府社會治理的“緊箍咒”。

村支書們開始主動關心“誰家有矛盾了”。

邯鄲曲周侯村鎮一個村因涉訴糾紛多，先后兩次被鎮黨委通報，村支書“壓力山大”，剛發現村里兩鄰里有矛盾隱患，就跑來找法庭請求指導，將矛盾化解在萌芽。

河北法院將訴源治理置于黨委政府長期發展規劃中，由“法院主推”上升到“黨委政府主抓”。河北高院參與起草并推動省人大常委會通過《河北省多元化解糾紛條例》，填補了河北省訴源治理多元解紛工作的立法空白。同時，加強頂層設計，制定10份關于多元解紛工作規范性文件，聯合省直相關部門，形成全省“總對總”“分對分”訴調對接工作格局。

雄安新區、邢臺、承德、邯鄲、保定等全省各地法院主動融入、充分參與到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下的訴源治理網絡，全方位對接基層治理單位和解紛力量，建立健全覆蓋城鄉的調解網絡，在法治軌道上統籌社會多元力量，從源頭上減少訴訟增量。

司法功能之“不變”與“變”：從“法官到田間炕頭辦案”發展為“向前延伸審判職能參與社會前端治理”

“一進村委會就能看見包村法官的公示牌，不用出村就能找到法官解決矛盾，真是太方便了?！睂挸菨M族自治縣葦子溝鄉三旗桿村村民付某逢人就說，“一村一法官”搬開了壓在他心里18年的“大石頭”。

18年前，付某向同村的石某出借1000元錢，后來卻怎么都要不回來，備受家人埋怨，他為此都快抑郁了?？吹健耙淮逡环ü佟惫九坪?，付某試著撥通包村法官張寧的電話。結果，張寧與調解員介入調解后，石某迅速償還了借款。

事情雖小，對生活在邊遠山區百姓的生活影響卻很大。

司法觸角延伸至基層治理最末端，在承德尤顯重要。承德倚燕山、銜草原、面積全省第一，但山高路遠、地廣人稀，個別鄉村常年見不到法官，高昂的解紛成本，讓基層治理面臨瓶頸。

2021年以來，承德法院有針對性地推出“三個一”工作機制：“一村一法官、一社區一法官、一校一法官”。2459個行政村、205個社區、599個大中小學校全覆蓋，442名法官和法官助理下沉到基層，服務群眾。

“三個一”打通了司法服務的“最后一公里”，2022年，全市基層法院一審民事新收案件同比下降23.98%。

聯系群眾、扎根基層、定分止爭，是從“廊坊經驗”到“三源共治”“不變”的歷史基因。

“變”的，是訴調對接的“調”向前延伸了，不再是單純的法官下鄉、田間炕頭辦案，而是整個法院系統主動擔當作為，從法治建設整體布局出發，法官工作站、巡回審判點覆蓋至大部分鄉鎮，調解平臺集約集成鄉鎮社區干部、網格員、法律工作者等解紛力量，進鄉村、進社區、進網格。

承德法院“三個一”經驗得到大力推廣。全省各地法院結合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特點，形成以村民矛盾、婚姻家庭、房屋買賣或合同糾紛等專門領域的特色人民法庭調解體系，涌現出秦皇島青龍“滿鄉情”調解室、保定唐縣“1+N”調解網絡、邢臺柏鄉“和為貴”調解室等亮點品牌。河北法院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冀時調”高效運轉，近三年來，匯聚5126家特邀調解組織、10771名特邀調解員，調解糾紛195.6萬件，調解成功率67.4%。

今年以來，全省法院訴前調解55.3萬件，調解成功率達70.28%。訴前調解分流率、訴前調解糾紛數、訴前調解成功案件數均在全國名列前茅，案件激增的勢頭得到了初步遏制。當前，全省已有12家人民法庭入選最高人民法院“楓橋式人民法庭建設”典型案例。

解紛理念之“不變”與“變”：從“兩個良性循環”發展為“能動司法實質性化解糾紛”

邢臺經濟開發區留村兩戶人家老宅南北相鄰，都想蓋新房，卻對共用巷道預留寬度爭執不清，鬧了5年，調解不成，訴到法院。

沙河城人民法庭開展巡回審判，將開庭地點設在村委會，村干部和鄉親們都來旁聽。在此期間，法官李慧志三次跑到村里，跟民調員、村干部一同到兩家房子丈量地塊，走訪四鄰。厘清法律關系后，法官主持了庭審。

這個庭審成為了當地村民們印象最深的一次普法，大家眼見法院在辦案過程中對兩家邊界予以確認，明確約定門前路面硬化、門臺鋪設和各自合理使用等細節；眼見在開庭前始終無法和解的兩家，最終權衡利弊，在庭審中選擇了調解；眼見矛盾化解后，兩家擱置5年的房子終于蓋起來了。

曾于2008年任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的王越飛，是當時河北省“三位一體”調解工作體系的積極推動者。他感慨說：當年的“廊坊經驗”老傳統回來了！

王越飛介紹，緣起馬錫五的“廊坊經驗”，曾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中拓展為訴訟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三位一體”大調解，形成“訴訟內減少申訴上訪，訴訟外形成糾紛少、訴訟少的社會秩序”兩個良性循環，當時，廊坊市兩級法院民事案件調撤率一度達到85%，曾實現距離北京最近，但涉法涉訴信訪最少的效果。

以維護社會秩序和促進社會和諧為目的，提倡協商的而非對抗的社會矛盾處理方式，是“廊坊經驗”“不變”的解紛理念。

“變”的，是人民法院在更大廣度、深度和力度上踐行“能動司法”，向矛盾糾紛的全過程擴展司法職能，推動形成訴、案、訪分層遞進、銜接配套的完整糾紛解決體系，真正釋放法院在推動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司法效能。

“認真落實‘一個糾紛一個案件’理念”“在減少‘案中案’‘案生案’上下功夫，最大限度為糾紛畫‘句號’”“深耕訪源治理工作，讓當事人疑惑消解在各個流程節點，推動矛盾糾紛實質性解決”，河北高院院長黃明耀對全省法院提出嚴格而迫切的要求。

全省各地紛紛因地制宜開展工作，雄安新區法院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取得顯著成效，4年來化解行政爭議140余件，占案件總量的23.57%，工作得到中央政法委肯定。邢臺法院采用“裁斷有速、審判有質、執行有力”三步走，優質高效化解訴訟案件，減少衍生案件，近兩年全市法院糾紛成訴率明顯下降，訴訟增量得到有效遏制。在去年新收一審民商事案件同比下降14.81%的基礎上，今年上半年再次下降8.02%。2022年度，全省法院一審新收行政訴訟案件同比降幅達23.25%，在全國排名第7。今年以來，全省法院一審行政案件上訴率同比下降27.15%。

記者團足跡所至，處處可見，在廣袤的燕趙大地上，系統整合、貫通協同、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司法實踐體系正在形成。

長期關注河北司法變革的全國人大代表武志永評價，河北法院“三源共治”，以柔軟的身段，緩和訴訟程序的剛性帶來的沖擊，實現法理與情理的統一，既是“廊坊經驗”的新拓展，也是對新時代“楓橋經驗”豐富內涵的再領悟、再發展。